一个营消灭一个师是很不可思议的,然而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解放军一个营怎么消灭国民党一个师吧!
解放军一个营怎么消灭国民党一个师
担负由摩天岭进川的解放军先头部队是第62军184师550团3营。12月18日黄昏时,在一个回族老大爷的引导下,3营营长刘尚武、教导员杨应春率领部队连夜向摩天岭进发。
由于连续下雨,道路变得泥泞,但3营官兵克服困难,一口气追了两天两夜,于第三天黄昏时,终于赶到了摩天岭下。侦察排长报告:“前面河滩上发现埋锅做饭的痕迹,估计敌人刚离开这里不久,可能正在翻越摩天岭。”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雨夹着雪下个不停。3营立即召开各连干部会,讨论今晚上不上摩天岭。大家最后一致认为:“此时的敌人比我们还困难,在天已全黑的情况下,不会再向前走,一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宿营,这正是出击的好时候。”
部队稍事休息,便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艰难地向白雪皑皑的摩天岭攀登而上。深夜3时,3营才登上了山顶,接着开始翻山向下挺进。
随着拂晓临近,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逐渐增大。3排长王彦斌带着两个战士把枪向怀里一抱,顺着积雪向山下滚去。不一会,山下传来了3声击掌声。这说明王排长他们滚下山的办法是成功的。为了抢时间,大家都沿着王彦斌的“路”向山下滚去,不一时全部在山下“着陆”。
刘营长派侦察员侦察了一遍周围的地形后得知,山下不远是一个名叫底儿坎的小山村,国民党军144师的溃退部队正是住在这里———村外有几个哨兵在巡逻,房间内一个警戒排的敌人全在呼呼大睡;敌一个团的主力部队驻在不远处的上底儿坎村,敌师部也住在1公里外的下底儿坎村内。
9班长刘作娃带着一个战斗小组,悄悄地摸了上去。迅速制伏了敌哨兵。9连连长王太元随即带着战士们冲进房间内,满屋正在打着鼾声的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当了俘虏。
解决了敌警戒排后,刘营长立即兵分两路:7连和师侦察排分工打上底儿坎村的敌团主力,9连分工打下底儿坎村的敌师部;争取两处战斗同时打响,于天亮以前解决战斗。
正在睡梦中的国民党军听到枪声后,不知解放军究竟来了多少部队,早已吓的晕头转向、魂飞魄散。几个企图顽抗的敌人被当场击毙。天破晓时,3营全歼敌144师,押着1400多名俘虏走出村庄。
就这样,天险摩天岭被3营战士们一战“轻取”。
解放军为何打败国民党
“政委”就是政治委员,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你如果说是专门帮人洗脑的也无大碍。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将党支部建在连上,以确保党指挥枪。古田会议上党指挥枪的建军方针得以确立,之后发扬光大,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乃至于后来的解放军不同于国民党军的一个明显特征。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党指挥枪的原则是通过各级政委来落实,贯彻和体现的,各级政委在军队里的威望及地位是与同级别的军事长官一样崇高的(营,连等较低级别的军事单位里没有政委,但有与营长连长同级别的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履行相当于政委的职责,将党的意志灌输给每一位基层战斗员)。由于有了各级政委,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和意图得以上传下达,毛泽东的“党指挥枪”,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我指挥枪”(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渐做到了:党中央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党中央)的原则得到了毫不含糊的贯彻与执行。
在部队里设立政委的制度,并非毛泽东的独创。这种制度来源于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红军。而这种政委制对于凝结军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效果早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就已经屡屡得到充分的证明。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的托洛斯基认为:要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必须有一种强力胶合剂。对苏联红军而言这种胶合剂是十月革命的思想。而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每一个战士,使大家牢不可破地胶合在一起就是政委们的工作职责。
托洛斯基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平》中说到:“每一个团,每一个连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觉悟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是少数。另一头是极少数腐化分子,自私自利分子或自觉的敌人。居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占多数的中间人物。当优秀分子牺牲或遭到排挤,自私自利分子或敌人占上风的时候,部队就会瓦解。在此种情况下,中间派就不知道跟谁走,而一旦出现危险,就会惊慌失措。”政治委员的职责和作用就是要在部队里最大化优秀分子,最小化劣质分子,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多地变成中坚分子。从而使得新型军队红军能够有力地胶合在党中央周围,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托洛斯基曾对他手下的指挥人员说:“给我三千名逃兵,把他们编成一个团,我给它配上一名有斗志的团长,一名优秀的政治委员,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那么这三千名逃兵在四个星期之内将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国家里成为一个出色的团。”(托洛斯基作《我的生平》)托洛斯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政委制下的红军打败了白军,有力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苏联红军政委制的卓越成效不仅深刻影响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其实对孙中山,蒋介石也是有很大启发和触动的。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就有想借鉴吸收苏联及中共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长处之意。他为了了解苏联的成功经验还特地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了几个月。蒋介石虽然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哲学深恶痛绝,但对红军的战斗力及政委制所起的作用是印象深刻的。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在他的部队里设立并实行政委制。蒋介石相信军事实力,但他的军事实力是以武器装备和人数来衡量的。因此,在国共内战时,他才会相信凭借他占据优势的兵力和军事装备,他有把握消灭共产党的解放军。
毛泽东却相反,他更相信人的因素。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他更注重激发人的斗志,充分调动人的主观意志和积极性,注重部队的教育,给战士灌输为解放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而战的崇高的使命感,使得战士懂得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使得他的战士具有为革命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实际效果看,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无疑是极其成功的,他使得处于劣势的解放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争取到了中国极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在土改运动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为他领导的共产党部队的源源不断的兵源。他通过政委们在部队里经常性地广泛举行类似于“三查”“三整”之类忆苦思甜似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使他的战士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由淳朴无知的农民成长为勇于牺牲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个由像董存瑞那样的“为了新中国”视牺牲自己性命为光荣的战士组成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
与士气高昂,充满必胜信念的解放军相比,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则显得士气低落,军无斗志。其实在“党指挥枪”或“我指挥枪”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是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好的教官和榜样。早期的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通过他的学生建立并控制了国民党军中央军,成功地收拾了各路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与混战的混乱局面。然而当他围剿看似弱小的共产党的红军时却总是力不从心。红军败而不溃,总是难以彻底消灭。即使陷入被迫放弃根据地,爬雪山,过草地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绝境,也总是能够绝处逢生。为什么?因为红军有政委,通过政委使得“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军战士“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到底,永不放弃。这样的有着坚定信念的军队是无法彻底消灭干净的。
客观地说,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蒋介石对于中国的土改问题并非没有自己的设想。他想实行的是孙中山的主张:第一让农民得到土地,第二让地主也不受损失。但他不知道这种“和谐社会”的主张应该等到几十年之后由胡哥同志去倡导和推行,在他那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动荡年代是行不通的。而且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委员们去宣传推广落实贯彻蒋委员长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下层贫苦农民既没有得到过他的好处,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他们些好处。民心自然就跑到分土地给自己的共产党那里去了。
常有人批评蒋介石事必躬亲,常常越级指挥。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委员有力地贯彻落实他的思想与意志。连卫立煌,杜聿明那样的高级指挥官都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他怎能不担心他的命令是否能够顺畅地传达落实到基层士兵?毛泽东是只管大事不问小节的。有层层政委忠实把关,他是不用担心自己的意志不能上传下达到每一个战士的。毛泽东早在建军之初,就为自己打好了将来只做甩手掌柜的基础,具体事宜由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罗荣桓,邓小平等等无数的优秀政委们去操心落实就是了。
蒋介石军备先进,但军无斗志。他的没有斗志的士兵做了俘虏不仅把蒋军先进的美式军备缴械给解放军,许多人还反正投诚加入解放军,成为解放军的兵源之一,调转枪口打蒋军。
为什么国民党十几个师打不过一个日本师
德国第二帝国的陆军以师作为战略单位,每师1.8万人,其中步兵1.2万人,其他兵种约6千人。而日军不叫“师”,叫“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最初完全仿制德国一个师的编制,约1.8万人。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作了多次改动。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团的总兵力为2.4-2.8万,从其规模和编成来看,感觉挺象美国师(一个欧洲陆军师一般是1.4万人左右,一个美国师规模为其两倍,达2.8万人)。此外,做战时日军会给各师团配属特种兵及补充人员等,可使一个师团指挥的人马达4万人以上。
而袁世凯创立的北洋陆军,为了节省军费,把其他兵种的兵额也放在步兵人数的编制之内,所以一个满师才1.2万,小于西方一个师的编制。 国民党军队呢?一般来说跟北洋陆军的编制相当。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比如当官腐败吃空额啦,但根本还是国家经济能力问题,就算是中央军,一个师只有5-7千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就算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军之一的74军,成立之初其总人数也只有2.1万人(下辖51师和58师),每个师的人员刚刚上万。
这样,单从人数上讲,要五个中国师才能大体相当于一个日本甲种和乙种师团的规模。如果从火力上讲,日本师团有飞机支持、和坦克配合(虽然只能算铁甲车)、火炮的数量和射程威力等也不是中国军队所能比拟的,而且日军进攻时还常使用生化武器。所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中国军队都必须数倍于日本军队,才能在实力上大体相当。由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在军阀混战的“战果”上拼凑起来的,指挥组织也相当成问题。偶认为,数倍于日本军队的中国军队才可能说是勉强“相差不大”。因此,就算一二十个中国师的番号加起来,实力能不能抵得上一个日本师团,也很难说。
而杂牌军的兵员更少,训练更弱,装备更差。一些杂牌部队,甚至队伍中有步枪的人数还没有过半----不要跟我讲另一半人提的冲锋枪开着步战车哟,“大刀队”就是是饱含鲜血的无奈。台儿庄战役中的藤县一役,川军王铭章部全部战死,该师就只有5千余人。当时川军装备只有四川土造的步枪“单打一”和同样土造的“麻花手榴弹”,最“重”的武器可能就是也许有的几挺机枪了。单从军事实力上讲,个人认为恐怕是比不上1000名日本兵的。
如前所述,日军在战斗中还常使用生化武器,这对于没有防护能力的中国军队来说,更是“不可战”之战。在关于武汉战场的史料中,就提到这样一个战例:“一队日本军攻击一个中国军队防守的高地,久攻不克,日军遂施放毒气,一阵毒雾过后,阵地上一个营的中国守军只剩下两个幸存者。”而在1944年10月28日-11月10日的桂林保卫战中,桂军守城的1.9万人中战死者达1.2万人(其中一半死于日军毒气),另外7千人因为中毒昏迷不醒而被日军俘虏。对于整天大讲“以人为本”的理性精英而言,这样的抵抗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