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秦桧、严嵩三大奸臣,为何都是书法名家?

人们经常会说“字如其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写字写的很好看的话,那么做人也一定是很好的,如同君子一般,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却有三位在书法上堪称是大家的人,却是著名的奸臣,这就是蔡京、秦桧、严嵩三个人。尤其是秦桧,现如今我们使用宋体字,其实就是秦桧创造出来的,只是因为他的名声太臭,所以没有说是“秦体”而说是宋体。那么,为什么三个有名的奸臣,却是大书法家?

蔡京、秦桧、严嵩三大奸臣,为何都是书法名家?

1.为何三人是书法大家

虽说这三位都是历史的罪人,是十恶不赦之辈,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艺术天赋极高,在书法、诗词等艺术领域均取得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秦桧,由于人实在是太坏了,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其实还是个大书法家,现在所用的宋体字貌似就是这位“爷”创造的。

都说字如其人,为何这几位的人品这么差,书法水平却如此之高?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科举制度的原因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唐太宗李世民狂热的主张下,书法首次被扶上“国学”科目的宝座,继而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科举制度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所以,在古代流传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书法绑利禄”的说法,若书法写得不好,可能官都没得做。

二、写字是官人的艺术

在古代,平民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认识几个,而要培养这些技能是比较费钱的,那些优秀法帖大多掌握在皇宫、官府、藏家的手中,只有当官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而当官的又经常用文字记录资料,能写一手好字的机会更大。可以说,书法就是古代官人写字的艺术。

三、古代比较重视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选官取士大多都是在文人中选择。学而优则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很多有文化、书法好的人都选择去当官,能当上官的大都是文人墨士。因此,在古代有很多的大书法家、文学家都是当大官的,例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

综合以上三点就不难理解蔡京、秦桧、严嵩这三位爷的书法水平为何如此之高了,因为在古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那都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学霸,再经过官场的历练,其书法水平肯定是坐飞机式的提升。再者,能当大臣的绝对是文人中的佼佼者,能成为奸臣的必定也是大臣当中的精英。因为普通人是做不了奸臣的,奸臣必定是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的厉害角色,深得当权者的青睐。

中国传统书法受儒道文化思想的影响,讲究的是艺以载道,不仅讲技法更注重人品道德。因此,即便蔡京、秦桧、严嵩等人的书法水平非常之高,但因为他们的人品太差了,是时代的败类,很多人会以收藏或者学习他们的书法为耻辱。当然,在现在的人看来,喜欢什么样的书法风格是个人的喜好,不应该掺杂其他的东西。

蔡京、秦桧、严嵩三大奸臣,为何都是书法名家?

2.蔡京的书法成就

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有少数人认为“蔡”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蔡京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官授钱塘县尉时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被贬在钱塘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学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

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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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桧的书法

秦桧字体尚工,书写齐整工稳,擅长篆体。陶宗仪在金陵文庙的中栏上曾见过秦桧的书法“玉兔泉”三个字,称其字“颇有可观”。秦桧的书法存世有《偈语帖》、《深心帖》等,南宋曾宏父《凤墅帖》亦收录有秦桧的墨迹。

秦桧虽是佞臣,却诗文天下,颇擅笔翰,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桧能篆,尝见金陵文庙中栏上刻其所书‘玉兔泉’三字,亦颇有可观。”有书辑入《风墅帖》。因为秦桧是千古罪人,因此他本人书法上的成就就被黯淡下去了。

蔡京、秦桧、严嵩三大奸臣,为何都是书法名家?

4.严嵩的书法

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