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会说“字如其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写字写的很好看的话，那么做人也一定是很好的，如同君子一般，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却有三位在书法上堪称是大家的人，却是著名的奸臣，这就是蔡京、秦桧、严嵩三个人。尤其是秦桧，现如今我们使用宋体字，其实就是秦桧创造出来的，只是因为他的名声太臭，所以没有说是“秦体”而说是宋体。那么，为什么三个有名的奸臣，却是大书法家?
1.为何三人是书法大家
虽说这三位都是历史的罪人，是十恶不赦之辈，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艺术天赋极高，在书法、诗词等艺术领域均取得辉煌的成就，特别是秦桧，由于人实在是太坏了，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其实还是个大书法家，现在所用的宋体字貌似就是这位“爷”创造的。
都说字如其人，为何这几位的人品这么差，书法水平却如此之高?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科举制度的原因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唐太宗李世民狂热的主张下，书法首次被扶上“国学”科目的宝座，继而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科举制度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所以，在古代流传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书法绑利禄”的说法，若书法写得不好，可能官都没得做。
二、写字是官人的艺术
在古代，平民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认识几个，而要培养这些技能是比较费钱的，那些优秀法帖大多掌握在皇宫、官府、藏家的手中，只有当官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而当官的又经常用文字记录资料，能写一手好字的机会更大。可以说，书法就是古代官人写字的艺术。
三、古代比较重视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选官取士大多都是在文人中选择。学而优则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很多有文化、书法好的人都选择去当官，能当上官的大都是文人墨士。因此，在古代有很多的大书法家、文学家都是当大官的，例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
综合以上三点就不难理解蔡京、秦桧、严嵩这三位爷的书法水平为何如此之高了，因为在古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那都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学霸，再经过官场的历练，其书法水平肯定是坐飞机式的提升。再者，能当大臣的绝对是文人中的佼佼者，能成为奸臣的必定也是大臣当中的精英。因为普通人是做不了奸臣的，奸臣必定是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的厉害角色，深得当权者的青睐。
中国传统书法受儒道文化思想的影响，讲究的是艺以载道，不仅讲技法更注重人品道德。因此，即便蔡京、秦桧、严嵩等人的书法水平非常之高，但因为他们的人品太差了，是时代的败类，很多人会以收藏或者学习他们的书法为耻辱。当然，在现在的人看来，喜欢什么样的书法风格是个人的喜好，不应该掺杂其他的东西。
2.蔡京的书法成就
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有少数人认为“蔡”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蔡京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官授钱塘县尉时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被贬在钱塘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学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
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等。
3.秦桧的书法
秦桧字体尚工，书写齐整工稳，擅长篆体。陶宗仪在金陵文庙的中栏上曾见过秦桧的书法“玉兔泉”三个字，称其字“颇有可观”。秦桧的书法存世有《偈语帖》、《深心帖》等，南宋曾宏父《凤墅帖》亦收录有秦桧的墨迹。
秦桧虽是佞臣，却诗文天下，颇擅笔翰，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桧能篆，尝见金陵文庙中栏上刻其所书‘玉兔泉’三字，亦颇有可观。”有书辑入《风墅帖》。因为秦桧是千古罪人，因此他本人书法上的成就就被黯淡下去了。
4.严嵩的书法
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